我们永远缺乏对人性和苦难的想象

　　作者：向晚

　　我们的语言因有复杂性和意指性，而让内容有了自省的可能。我们不是在读什么文本，看什么电影，我们是在“旁观”一个文本和一个电影。“旁观”具有相当程度的忍受和承载能力。弗兰克尔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，让我“旁观”到人群中相当程度的极恶成分，让我不由思索，人和动物的区别，绝不是什么智慧的高低，而是拥有能否极恶的能力。猛兽吃肉是一种本能，而在特殊环境下，一个人则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变得麻木，扭曲，狰狞。善的方面，人与动物无异，恶的方面，动物远不及人。在奥斯维辛下，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死亡，不会考虑什么悲悯和同情，而只会盯着他身上破旧的衣服，考虑他身上衣服如果穿在“我”身上是否能够保暖，随即漫不经心的将其脱下。而这种变态心理则是基于奥斯维辛的党卫军起初对犯人们的施虐，如一个人在清理地面上的粪便时，一辆车由此经过并将粪便飞溅到犯人的脸上，倘若这个犯人试图擦拭粪便的过程被党卫军发觉，势必会引来一顿极其恶毒的鞭打。在这种刺激下，人的求生欲会让犯人们从起初的人格否定，而进阶为情感死亡。这是一种自我保护。奥斯维辛除了有毒气室，还有焚烧室，焚烧室的大门上用着几种欧洲文字写着“澡堂”二字，因老弱病残而被选中的犯人们，入门时都会发一块香皂，而党卫军会在这时会目睹犯人们入门前的欣喜到入门后的绝望——而露出邪恶的微笑，但我无法明白，那些施虐者的心理是如何行成的。从群体心理的特征来看，个体的个性消失了，群体的心理便呈现了出来，因而党卫军面对着对方邪恶的微笑不会觉得不自然，犯人面对着旁人的冷漠和反常不会觉得不自然，人性之恶，因环境的允许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。

　　如此，我们的眼睛在大环境下的极恶和苦难面前还能看到美吗？奥斯维辛有个严格的规定，禁止抢救的试图自杀的人。在奥斯维辛大环境下每个犯人都有足够的勇气和理由来了断生命，那么，继续生存的勇气和理由是什么？或许是尼采说的“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”，其中“什么”必然是超越生命的存在，比如爱、渴望、故乡等。必然是大于“任何一种生活”，比如痛苦、恐惧等。一列从一个集中营开往另一个集中营的火车，只有两个极小的窥孔，“我”专心通过窥孔向外望去，这里是“我”同年生活过的街道、广场和房屋，尽管有人嘲讽说“你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，应该看够了吧”，“我”仍然想对他们解释向外看——对“我”的意义有多么重大。犯人们的内心都很极端，但一些很平常的事物，就能让他们回忆起以往的生活，以至于甚至忘记当下的生活。透过狭窄的窥孔，一点些许的微光下，一张温和的面孔——没人会相信这是内心充满绝望和黑暗（极有可能是通往焚尸炉的路上）的人的面孔。若非有强烈的印迹，精神便无法生存，缺乏对他人苦难的想象，我们的文字便难以构成承载救赎的器量。

　　在奥斯维辛下，犯人们的生活似乎成了一种举步维艰，一种难以言说的苦难，无论是那个被殴打致死的人，无论是那个在通往焚尸炉的人，无论是那个目睹他人死亡无动于衷并试图脱下死者衣服的人，还是那些在丧失了人格的黑暗邪恶的党卫军——苦难一词，超出了太多我们语言无法承载的真正想象。在不那么悲观的我看来，那般苦难，正以一种全无善意、甚至全无人性的方式迎面扑来，让我那一瞬间对文学之外的现实抱有强烈的恐惧。我不由得想到了卡夫卡《乡村医生》描述的那般境遇，其对现实隐喻的成分成为了现实中深刻的还原，在卡夫卡的荒诞世界中，“病人十分健康，最惊悚的是他一心求死”；“检查不出病情，确认是健康的，而家人却不满；直到确诊重病，家人才满意”，一种荒诞的描述在奥斯维辛那里成为了一种寻常。又如“病人很健康，后来突然出现了巴掌大的伤口”，这般隐喻似乎也意味着，奥斯维辛中人所面临真正苦难，都是突如其来的，如“两个集中营的转移（可能是一次普通转移，也可能是通往毒气室）”，如“澡堂”的本来面目是“焚尸炉”，也许苦难是突然出现的，也许是命中注定的而突然发觉的，但无论哪种，都是恐怖至极。

　　柏拉图的“灵魂马车”，似乎成了苦难中的人们的一种辨认方式，那里人人呈现着各自作为“马夫”的灵魂面目，他们灵魂所驾驭的“温顺”与“拙劣”两匹马，在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表现，由于环境的引导，理性的不足，导致“拙劣”得以发挥，堕落和邪恶成为了大多数人的一个显要特征。也有极少数人，在苦难中始终试图平衡“温顺”，于是，艺术滋生了，对往日的渴求和对未来的期许成为了他们苦难中的希望，由于他们坚信着生存的意义，因此他们始终压抑着内心中邪恶冲撞，即便生存是他们的最终目的，但绝不是以损失以往知识和认知作为代价的，在他们那里生存成了一种艺术。在奥斯维辛中，他们总是在去努力地寻找笑一笑和哭一哭的机会，这样便可以避免自身成为丧失了情感的行尸，更重要的，还可以帮助他们忘却心理的屈辱和肉体的疼痛。在奥斯维辛的集中营中，我看到他们聚在一起读诗、唱歌、或幽默的讽刺集中营，有的犯人甚至会不顾身体疲惫来观看他们表演，以至于忘记领取当日的份饭，即便他们内心真诚的认为，在那个环境下，食物确实要比观看别人的表演要重要得多，也按捺忍不住的要去选择观看。

　　我不禁地想到，苦难中的善与恶，艺术与生存，确实是可以并存的。诗与文学，仅仅是一个艺术方式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人们的苦难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几乎等同于灭绝。但不可但否认的是，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，在旁人看来，都只是一种感受，非但无法理解，还极有可能受限于理解本身，但我们的艺术，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理解过程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理解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无限接近对苦难的想象。即便是虚构的文学，与现实无关，也是一种意义，一种生存意义。在奥斯维辛中，我感受过的最伟大的一句诗，并非它是一首什么技艺高超的诗，而仅仅只是一句感叹——“一天晚上，我们端着汤碗，精疲力竭地躺在棚屋的地板上休息，一名狱友冲进来让我们跑到集合地看日落。站在外面，我们欣赏着晚霞，看着不断变换形状和色彩的云朵笼罩着整个天空，云彩一会儿铁红色，一会儿艳红色，与我们荒凉的棚屋形成鲜明对比，泥潭也映照出灿烂的天空。几分钟的寂静后，一名囚犯对另一名感叹道：‘世界多美呀！’”这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环境？是以一种何种程度的对来日的渴望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对自然之美的由衷赞美？它超越了苦难的事实，超越了绝望、和荒诞的世界，亦超越了我们对诗与艺术的定义。

　　余华最知名的小说之一《活着》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让我看到了苦难对于个体的意义，书中的福贵是一个纨绔子弟，年少沉溺赌博败光家产，于是痛定思痛金盆洗手，之后在给母亲抓药的途中被国军抓去，虽说保住了性命，之后又几经波折，妻子、女儿、儿子相继离世，晚年时仅有一头牛与之为伴，可以说，苦扰悲辛几乎贯穿了福贵一生。在那种极端的生活环境下，“活着”，成了一种阐释，它成了一种人类生命坚韧的证词。从另一角度来说，“活着”对于福贵而言是“活着”，对于“旁观”而言，“活着”的意义则成了“幸存”，尽管如此，即便我们大胆的去设想去接受福贵这一生苦难之重，我们仍然无法触及福贵或他人苦难的核心。相比去感受他人的幸福而言，去感受他人苦难则要艰难得多。电影《心灵捕手》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：“如果我问你艺术，你可能会告诉我米开朗基罗的一生、机遇、报负以及他所有的作品，可是你不曾去过西斯廷教堂，你没有仰望过天花板上美丽的壁画。如果我问你战争，你也会告诉我它们爆发的原因、结果，甚至是普通人所不知道的内情，可是你不曾经历过战争，你从没有将你挚友的脑袋放拥入怀中，他凝望你，向你求助，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子弹夺去他的生命……”就“苦难”而言，我们对他人的苦难，几乎就是无法理解的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人的苦难对我们而言，或对于我们介入一种文字，一部电影只能是激起一种同情或悲悯的反应，而真正的感受永远只有自己能够明晰。

　　我清楚记得在电影《活着》中，由葛优饰演的福贵在解放军部队当俘虏时唱皮影那个桥段，当福贵唱出第一句时，有电影中传出的声音有一种镇人心魄的伤痛，像是一种对命运的控诉，也像是一种安于命运的呐喊，没人知道那时的福贵心里再想些什么。“皮影”让我联想到了福贵的一生，它如同隐喻了福贵一生只能像皮影一般无法左右自己的人生，最终只能沦为命运的玩偶。

　　福贵第一次接触皮影时还是个少爷，皮影对于他而言，只是附庸风雅的一种娱乐方式，当福贵败尽了家财，这时的皮影已经成了福贵的谋生手段，皮影还是那个皮影，只是福贵的身份却有着巨大的反差。直到福贵在部队中唱皮影时——当一把军刀刺穿了皮影的白色幕布，尽管环境如此恶劣，福贵还是想保护皮影的周全，同行对他说，“不就一箱皮影吗？”富贵认为，“我可得活着回去，老婆孩子比什么都好。”正是对家人的强烈思念，促使福贵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保护皮影周全，这时的皮影不再是一种谋生手段，而是一种精神慰藉，一种生存的意义，皮影成了福贵的活下去的唯一支柱且具有深刻而重大的意义，如同奥斯维辛中的犯人们必须需要“某种东西”才能活得下去，于是，皮影再一次完成了意义上的升华。

　　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囚禁在寒冷的西伯利亚集中营里说：“我只担心一件事，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。”历史有不止一次的向我们证明，苦难本身对我们不具备任何意义，但他指出了苦难对我们的意义，但因为有苦难，我们的文学和艺术有了一种更深刻的可能。不论是遥远的希腊宗教之争、始皇焚书坑儒、隋朝役民，近现代的奥斯维辛或南京大屠杀，也不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，特大震灾、洪灾、旱灾、蝗灾，甚至是当下的新冠病毒等等，我们有多大程度的去理解他人苦难中的疼痛和意志，我们就有多大程度表现艺术中的震撼和刻骨。一方面，苦难和疼痛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人的良知。但在另一方面，或许又如黑格尔所说那样，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，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。这让我不禁思考，人类究竟有无反思？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（杜牧《阿房宫赋》）

　　我们的诗、文学和艺术，自出生那天起，就有着一个强烈的使命，就是映照人心，不但要映照正义和善良的人心，也映照黑暗和邪恶的人心，它坚持着自己的天真，希望人类是可以从野蛮向着人道的方向进步的，即便遭受着非议和玷污的时候，也始终保持的善良的本意，希望生命可以被尊重、希望命运可以被善待、希望正义可以被人民所拥有，但事实是，我们永远缺乏对他人苦难的想象，就像当代的大多数人永远无法理解一个虔诚的信徒苦修的意义，一个写出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的诗人卧轨自杀，一个画出了《向日葵》和《星空》的天才画家最后用一把手枪射向了自己。每当我努力试图纠正自己的偏执，去接受并相信人类文明进步到当代社会理应是一个更高素养、更多善意的文明群体时，都让我对人性理解缺乏了更深层的想象。我可以理解一个人在遭受了生活重压之后而变得抑郁，也可以理解一个生活富足的人因找不到积极的方向而堕落。但我始终无法明白，一个饱受高等文化教育的人，会对他人的苦难而幸灾乐祸，一个明明已经接受了文学和艺术滋养的人，为什么会站在人性中善的对立面。

　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艺术都可以向我们证明，或许我们对苦难永远缺乏一种想象，但艺术的部分，它始终诞生于这想象之中。

　　（约4500字）

　　（原载《散文百家》2021年第十二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