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晚:我们永远缺乏对人性和苦难的想象
2020-09-17 18:49: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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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永远缺乏对人性和苦难的想象(初稿)

  

  作者:向晚

  

  

  我们的语言因有复杂性和意指性,而让内容有了自体的可能。我们不是在读什么文本,看什么电影,我们是在“旁观”一个文本和一个电影。“旁观”具有相当程度的忍受和承载能力。弗兰克尔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,让我“旁观”到人群中相当程度的极恶成分,让我不由思索,人和动物的区别,绝不是什么智慧的高低,而是拥有能否极恶的能力。猛兽吃肉是一种本能,而在特殊环境下,一个人则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变得麻木,扭曲,狰狞。善的方面,人与动物无异,恶的方面,动物远不及人。在奥斯维辛下,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死亡,不会考虑什么悲悯和同情,而只会盯着他身上破旧的衣服,考虑他身上衣服如果穿在“我”身上是否能够保暖,随即漫不经心的将其脱下。而这种变态心理则是基于奥斯维辛的党卫军起初对犯人们的施虐,如一个人在清理地面上的粪便时,一辆车由此经过并将粪便飞溅到犯人的脸上,倘若这个犯人试图擦拭粪便的过程被党卫军发觉,势必会引来一顿极其恶毒的鞭打。在这种刺激下,人的求生欲会让犯人们从起初的人格否定,而进阶为情感死亡。这是一种自我保护。奥斯维辛除了有毒气室,还有焚烧室,焚烧室的大门上用着几种欧洲文字写着“澡堂”二字,因老弱病残而被选中的犯人们,入门时都会发一块香皂,而党卫军会在这时会目睹犯人们入门前的欣喜到入门后的绝望——而露出邪恶的微笑,但我无法明白,那些施虐者的心理是如何行成的。从群体心理的特征来看,个体的个性消失了,群体的心理便呈现了出来,因而党卫军面对着对方邪恶的微笑不会觉得不自然,犯人面对着旁人的冷漠和反常不会觉得不自然,人性之恶,因环境的允许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。

  如此,我们的眼睛在大环境下的极恶和苦难面前还能看到美吗?奥斯维辛有个严格的规定,禁止抢救的试图自杀的人。在奥斯维辛大环境下每个犯人都有足够的勇气和理由来了断生命,那么,继续生存的勇气和理由是什么?或许是尼采说的“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,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”,其中“什么”必然是超越生命的存在,比如爱、渴望、故乡等。必然是大于“任何一种生活”,比如痛苦、恐惧等。一列从一个集中营开往另一个集中营的火车,只有两个极小的窥孔,“我”专心通过窥孔向外望去,这里是“我”同年生活过的街道、广场和房屋,尽管有人嘲讽说“你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,应该看够了吧”,“我”仍然想对他们解释向外看——对“我”的意义有多么重大。犯人们的内心都很极端,但一些很平常的事物,就能让他们回忆起以往的生活,以至于甚至忘记当下的生活。透过狭窄的窥孔,一点些许的微光下,一张温和的面孔——没人会相信这是内心充满绝望和黑暗(极有可能是通往焚尸炉的路上)的人的面孔。若非有强烈的印迹,精神便无法生存,缺乏对他人苦难的想象,我们的文字便难以构成承载救赎的器量。

  在奥斯维辛下,犯人们的生活似乎成了一种举步维艰,一种难以言说的苦难,无论是那个被殴打致死的人,无论是那个在通往焚尸炉的人,无论是那个目睹他人死亡无动于衷并试图脱下死者衣服的人,还是那些在丧失了人格的黑暗邪恶的党卫军——苦难一词,超出了太多我们语言无法承载的真正想象。在不那么悲观的我看来,那般苦难,正以一种全无善意、甚至全无人性的方式迎面扑来,让我那一瞬间对文学之外的现实抱有强烈的恐惧。我不由得想到了卡夫卡《乡村医生》描述的那般境遇,其对现实隐喻的成分成为了现实中深刻的还原,在卡夫卡的荒诞世界中,“病人十分健康,最惊悚的是他一心求死”;“检查不出病情,确认是健康的,而家人却不满;直到确诊重病,家人才满意”,一种荒诞的描述在奥斯维辛那里成为了一种寻常。又如“病人很健康,后来突然出现了巴掌大的伤口”,这般隐喻似乎也意味着,奥斯维辛中人所面临真正苦难,都是突如其来的,如“两个集中营的转移(可能是一次普通转移,也可能是通往毒气室)”,如“澡堂”的本来面目是“焚尸炉”,也许苦难是突然出现的,也许是命中注定的而突然发觉的,但无论哪种,都是恐怖至极。

  柏拉图的“灵魂马车”,似乎成了苦难中的人们的一种辨认方式,那里人人呈现着各自作为“马夫”的灵魂面目,他们灵魂所驾驭的“温顺”与“拙劣”两匹马,在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表现,由于环境的引导,理性的不足,导致“拙劣”得以发挥,堕落和邪恶成为了大多数人的一个显要特征。也有极少数人,在苦难中始终试图平衡“温顺”,于是,艺术滋生了,对往日的渴求和对未来的期许成为了他们苦难中的希望,由于他们坚信着生存的意义,因此他们始终压抑着内心中邪恶冲撞,即便生存是他们的最终目的,但绝不是以损失以往知识和认知作为代价的,在他们那里生存成了一种艺术。在奥斯维辛中,他们总是在去努力地寻找笑一笑和哭一哭的机会,这样便可以避免自身成为丧失了情感的行尸,更重要的,还可以帮助他们忘却心理的屈辱和肉体的疼痛。在奥斯维辛的集中营中,我看到他们聚在一起读诗、唱歌、或幽默的讽刺集中营,有的犯人甚至会不顾身体疲惫来观看他们表演,以至于忘记领取当日的份饭,即便他们内心真诚的认为,在那个环境下,食物确实要比观看别人的表演要重要得多,也按捺忍不住的要去选择观看。

  我不禁地想到,苦难中的善与恶,艺术与生存,确实是可以并存的。诗与文学,仅仅是一个艺术方式吗?如果真是如此,那人们的苦难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,几乎等同于灭绝。但不可但否认的是,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,在旁人看来,都只是一种感受,非但无法理解,还极有可能受限于理解本身,但我们的艺术,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理解过程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理解,以至于我们可以无限接近对苦难的想象。即便是虚构的文学,与现实无关,也是一种意义,一种生存意义。在奥斯维辛中,我感受过的最伟大的一句诗,并非它是一首什么技艺高超的诗,而仅仅只是一句感叹——“一天晚上,我们端着汤碗,精疲力竭地躺在棚屋的地板上休息,一名狱友冲进来让我们跑到集合地看日落。站在外面,我们欣赏着晚霞,看着不断变换形状和色彩的云朵笼罩着整个天空,云彩一会儿铁红色,一会儿艳红色,与我们荒凉的棚屋形成鲜明对比,泥潭也映照出灿烂的天空。几分钟的寂静后,一名囚犯对另一名感叹道:‘世界多美呀!’”这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环境?是以一种何种程度的对来日的渴望?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对自然之美的由衷赞美?它超越了苦难的事实,超越了绝望、和荒诞的世界,亦超越了我们对诗与艺术的定义。

  余华最知名的小说之一《活着》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让我看到了苦难对于个体的意义,书中的福贵是一个纨绔子弟,年少沉溺赌博败光家产,于是痛定思痛金盆洗手,之后在给母亲抓药的途中被国军抓去,虽说保住了性命,之后又几经波折,妻子、女儿、儿子相继离世,晚年时仅有一头牛与之为伴,可以说,苦扰悲辛几乎贯穿了福贵一生。在那种极端的生活环境下,“活着”,成了一种阐释,它成了一种人类生命坚韧的证词。从另一角度来说,“活着”对于福贵而言是“活着”,对于“旁观”而言,“活着”的意义则成了“幸存”,尽管如此,即便我们大胆的去设想去接受福贵这一生苦难之重,我们仍然无法触及福贵或他人苦难的核心。相比去感受他人的幸福而言,去感受他人苦难则要艰难得多。电影《心灵捕手》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:“如果我问你艺术,你可能会告诉我米开朗基罗的一生、机遇、报负以及他所有的作品,可是你不曾去过西斯廷教堂,你没有仰望过天花板上美丽的壁画。如果我问你战争,你也会告诉我它们爆发的原因、结果,甚至是普通人所不知道的内情,可是你不曾经历过战争,你从没有将你挚友的脑袋放拥入怀中,他凝望你,向你求助,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子弹夺去他的生命……”就“苦难”而言,我们对他人的苦难,几乎就是无法理解的,某种程度上来说,他人的苦难对我们而言,或对于我们介入一种文字,一部电影只能是激起一种同情或悲悯的反应,而真正的感受永远只有自己能够明晰。

  我清楚记得在电影《活着》中,由葛优饰演的福贵在解放军部队当俘虏时唱皮影那个桥段,当福贵唱出第一句时,有电影中传出的声音有一种镇人心魄的伤痛,像是一种对命运的控诉,也像是一种安于命运的呐喊,没人知道那时的福贵心里再想些什么。“皮影”让我联想到了福贵的一生,它如同隐喻了福贵一生只能像皮影一般无法左右自己的人生,最终只能沦为命运的玩偶。

  福贵第一次接触皮影时还是个少爷,皮影对于他而言,只是附庸风雅的一种娱乐方式,当福贵败尽了家财,这时的皮影已经成了福贵的谋生手段,皮影还是那个皮影,只是福贵的身份却有着巨大的反差。直到福贵在部队中唱皮影时——当一把军刀刺穿了皮影的白色幕布,尽管环境如此恶劣,福贵还是想保护皮影的周全,同行对他说,“不就一箱皮影吗?”富贵认为,“我可得活着回去,老婆孩子比什么都好。”正是对家人的强烈思念,促使福贵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保护皮影周全,这时的皮影不再是一种谋生手段,而是一种精神慰藉,一种生存的意义,皮影成了福贵的活下去的唯一支柱且具有深刻而重大的意义,如同奥斯维辛中的犯人们必须需要“某种东西”才能活得下去,于是,皮影再一次完成了的意义上的升华。

 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囚禁在寒冷的西伯利亚集中营里说:“我只担心一件事,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。”历史有不止一次的向我们证明,苦难本身对我们不具备任何意义,但他指出了苦难对我们的意义,但因为有苦难,我们的文学和艺术有了一种更深刻的可能。不论是遥远的希腊宗教之争、始皇焚书坑儒、隋朝役民,近现代的奥斯维辛或南京大屠杀,也不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,特大震灾、洪灾、旱灾、蝗灾,甚至是当下的新冠病毒等等,我们有多大程度的去理解他人苦难中的疼痛和意志,我们就有多大程度表现艺术中的震撼和刻骨。一方面,苦难和疼痛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人的良知。但在另一方面,或许又如黑格尔所说那样,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,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。这让我不禁思考,人类究竟有无反思?“秦人不暇自哀,而后人哀之;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(杜牧《阿房宫赋》)

  我们的诗、文学和艺术,自出生那天起,就有着一个强烈的使命,就是映照人心,不但要映照正义和善良的人心,也映照黑暗和邪恶的人心,它坚持着自己的天真,希望人类是可以从野蛮向着人道的方向进步的,即便遭受着非议和玷污的时候,也始终保持的善良的本意,希望生命可以被尊重、希望命运可以被善待、希望正义可以被人民所拥有,但事实是,我们永远缺乏对他人苦难的想象,就像当代的大多数人永远无法理解一个虔诚的信徒苦修的意义,一个写出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的诗人卧轨自杀,一个画出了《向日葵》和《星空》的天才画家最后用一把手枪射向了自己。每当我努力试图纠正自己的偏执,去接受并相信人类文明进步到当代社会理应是一个更高素养、更多善意的文明群体时,都让我对人性理解缺乏了更深层的想象。我可以理解一个人在遭受了生活重压之后而变得抑郁,也可以理解一个生活富足的人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而颓废堕落。但我始终无法明白,一个饱受高等文化教育的人,会对他人的苦难而幸灾乐祸,一个明明已经接受了文学和艺术滋养的人,为什么会站在人性中善的对立面。比如“甘肃女孩跳楼围观者起哄”,“高校老师性侵”等等,我实在不愿意列举这类事件,我也实在不愿意相信他们的行为是人性的一种。但是理性告诉我,对他人苦难的幸灾乐祸,确实是人性中最高级的残忍。

 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艺术都可以向我们证明,或许我们对苦难缺乏想象,但我们对人性之恶始终一无所知。

  

  2020.9.17(初稿待改)

  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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